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賁溫，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秦武王贏蕩自然深明此中的道理，爲了能夠斬斷韓國的臂膀，最起碼要做的，就是能夠斬斷魏國的救援，只要魏國選擇作壁上觀的話，就算是趙國有心來救，也是遠水解不了近火。
再說魏國與韓國私底下，還真的有盟約在身，別看秦國新軍對抗魏國的兵將，勝算極大，但是宜陽之戰，不同於以往的大軍野戰，而是攻城之戰！
攻城之戰，相較於野戰，就顯得有些呆板了，只要是能夠突破，對手的防線就算是成功了，眼下的宜陽前文之中交代過了，那當真是銅牆鐵壁！
宜陽城的出現，多半就是爲了護衛宜陽地區的鐵礦，宜陽地區，先有鐵礦，在冶鐵的過程之中，出現了大量的坩堝，在構築宜陽城的時候，這些廢棄的坩堝，本充分的利用上了，被當做城牆的磚石，鋪設在城牆之上。
坩堝在冶鐵的過程之中，早就變得無比的堅固，漫說是弓箭，就算是融化的鐵水，尚且不能傷及分毫，所以對於當時的秦軍，這是一件擺在面前的，十分棘手的問題！
秦軍賴以稱雄的秦弩弓箭在這樣的城牆之前，根本就毫無作用，在構築城牆的時候，申不害就親自主持了宜陽的建設，所以的城牆，在完工之後，都要親自前去檢驗。
組織弓箭手在不同的距離，使出全力射擊城牆，輪番射擊之後，若是城牆毫無變化，才能順利通過，若是稍稍有些變化，可不是返工那麼簡單，凡是參與其中的人，不管是組織者，還是尋常的工匠，都要得到懲罰！
秦武王贏蕩對此十分的清楚，韓國與秦國本就是法家一脈，只是分支稍有不同罷了！法家有三派，其一重‘術’，以韓昭侯的‘鄭之賤臣’申不害爲宗。所謂‘術’，即人主操縱臣下的陰謀，那些聲色不露而辨別忠奸，賞罰莫測而切中事實的妙算。”
其二重“法”，商鞅爲宗。他的特殊政略是以嚴刑厚賞來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無或缺賞，凡犯法違令的人無所逃罰。其三重“勢”，以趙人慎到爲宗。所謂勢即是威權。這一派要把政府的威權儘量擴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裏，使他形成恐怕的對象。
雖說這三派之間，多有側重，然其根本之所在是一致的，法家認爲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就如同那些商人日夜兼程，趕千裏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爲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裏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法家主張：“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同時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法家認爲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法家後世更是明確的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看似毫無關聯，實則內在聯繫極大，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羣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本就是一脈相承，此番交手，必然是十分的棘手，再說韓國的君臣，最爲擅長的，就是在各國之間，搬弄是非，運用權術，一旦秦軍與韓軍在宜陽城下，形成膠着的話，後果不堪設想。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
所以，智慧明達的將帥考慮問題，必然把利於害一起權衡。在不利條件下考慮到有力的因素，戰事就可順利進行；在有利條件下能考慮到不利的因素，禍患就可以及早解除。這就是要以禍患威逼敵國屈服，以各種貌似正經的大事來役使敵國，用各種小利來引誘敵國使其歸附。
秦武王贏蕩雖說這表面上，宣佈停止了所有的東征計劃，但是這暗地裏，已經責令甘茂立刻祕密出行，趕赴魏國，力爭能夠使得魏國，不參與到其中來，而且秦武王贏蕩給甘茂寫了一封書信。
書信之上，說的明確，爲了迫使魏國就範，可以許諾與魏國共同分享，此番討伐韓國，所獲得利益，再說此番東征，關乎大秦的天下，秦武王贏蕩並未對太後有所隱瞞。
將事情的來龍去脈說給太後聽，一來是希望能夠得到太後的支持，二來也是希望，太後能夠說服楚國，不要來淌渾水，只要斷了這兩隻大手，剿滅韓國，不過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就算這宜陽銅牆鐵壁，在秦國的面前，也並非是無法攻破，究其根源，還是兩國之間的實力，實在是相差太多，就如同壯漢與小孩角力一般，就算是小孩子，一上來，能夠佔據一定的優勢，但是總歸是沒有長久的力氣。
到最後還是會因爲，沒有力氣，不得不接受失敗的宿命，不過太後不知出於何種緣由，居然給秦武王贏蕩推薦了一個人！(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