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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0章 理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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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元也捻鬚道:

“實學與方術之分,正在此處。方術藏私,實學公開;方術重祕,實學重現;方術靠信,實學靠驗。蘇尚書這一番辨析,可爲後來者明路。”

朱翊鈞端坐於龍椅上,目光中若有所思:

“蘇師傅,你方纔說“以理性爲尺”。那這“理性”二字,該如何解?”

蘇澤不假思索:

“理性者,人人心中皆有,皆可用之思辨之力。”

“一件事,合不合天理,不是看誰說得多動聽,而是看它能不能經得起反覆推敲、反覆檢驗。”

“若一道理,用銅鋅電池能造出電氣,用雷電也能造出電氣,那便說明電氣之理是成立的。”

“這便是理性判斷的結果,也是天理客觀性的鐵證。”

看到小皇帝感興趣的樣子,蘇澤冒出一個念頭。

這個機會,難得。

他清了清嗓子,朝御座上的朱翊鈞躬身一揖:

“陛下,臣還有一言,想藉着陶學士方纔的演示,說一說實學之“理”與宋儒之‘理”的關係。”

朱翊鈞正在興頭上,聞言當即點頭:“蘇師傅請講。”

蘇澤直起身,目光掃過在場諸位閣老,不疾不徐地開口道:

“宋儒有言,‘存天理,滅人慾,這被當做是教導世人要剋制那些不合理的、過度的慾望。”

“這固然是非常有道理的戒言。”

“然而,若以今日陶學士所呈的電氣之理來重新解讀,這六個字便有了截然不同的含義。”

他走到那隻蓄電瓶前,輕輕叩了叩瓶壁:

“諸位請看,這瓶中的電氣,便是‘天理”。它客觀存在,不因人的好惡而增減。你信它,它在那裏;你不信它,它也在那裏。這便是天理的客觀性。”

“而‘人慾”是什麼?是陶學士第一次觸碰到銅鋅電池時,覺得手麻便縮了回去,那是人的本能反應,是趨利避害的慾望。

“可陶學士若因爲手麻便縮回去了,便永遠不可能發現這瓶中的電氣可以蓄積,可以放大,可以燒紅鐵絲。”

“他若要探究這天理,就必須剋制住‘手麻便縮回去’的本能慾望,像一個旁觀者一樣,冷靜地觀察、記錄、分析。”

“這便是‘滅人慾”,不是滅絕一切慾望,而是將個人的、主觀的、本能的慾望暫時放下,讓理性來主導判斷。”

他頓了頓,繼續說道:

“宋儒說·存天理,滅人慾’,本意是讓人從私慾的遮蔽中掙脫出來,以一顆澄明之心,去體認天地萬物之理。”

“只不過後世學偏了,以爲“滅人慾”就是讓人不喫不喝,不喜不悲,那便是走到了極端。”

“而今天陶學士所做的,恰恰是宋儒們想做卻沒能做到的事,用實證的方法,將天理從玄虛的議論中拉出來,擺到世人面前,讓人人都可觸摸、可檢驗、可理解。

“這便是實學。”

暖閣之內,空氣微微一凝。

高拱的眉頭擰了起來。

他聽得出來,蘇澤在偷換概念。

宋儒的“天理”,講的是綱常倫理、仁義道德;蘇澤口中的“天理”,卻是一股能燒紅鐵絲的電流。

宋儒的“滅人慾”,講的是克己復禮,存心養性;蘇澤口中的“滅人慾”,卻成了客觀觀察、理性判斷。

這分明是南轅北轍的兩碼事,硬生生被蘇澤用同一套話術串在了一起。

可問題是,在場這幾位閣老,沒有一個是真正的理學信徒。

高拱是實幹派,對空談心性那一套向來不以爲然。

雷禮算是心學門徒,陽明先生也是反宋儒出身。

李一元是律法專家,戚繼光則是帶兵打仗的。

張居正和高拱在學術上的態度差不多,也是實用主義者。

楊思忠的學術主張也更傾向於心學,心學中比蘇澤離譜的理論多了去了。

於是,在場的閣老們交換了一下眼神,心照不宣地保持了沉默。

他們都知道,蘇澤這解釋,是曲解。

但這話說出來,對實學發展太有用了。

這是對蘇澤的天理人理說的進一步補充,同時也是將實學和儒學進行的進一步融合。

這個解釋還能給小皇帝指引一條明確的學習方向:

嘉靖皇帝癡迷方術,是因爲他想“得道”。

而蘇澤告訴小皇帝,真正的“道”,不是躲在深山裏煉丹,而是用理性去探究萬物之理,用實驗去檢驗天理真僞。

這個效果,可要比天天勸小皇帝“不要學你爺爺”好使多了。

於是,高拱第一個開口了,他捻着鬍鬚:

“蘇尚書此言,深得宋儒精義。”

“老夫年輕讀書時,也曾困惑於存理滅欲之說,今日聽蘇尚書以電氣爲喻,茅塞頓開。

雷禮嘴角微微一抽,隨即也跟着點頭:

“首輔所言甚是。蘇尚書這番話,將宋儒的至理與今日的實學貫通爲一,老夫受教了。”

李一元神色淡然,心知這是睜着眼睛說瞎話,但他也明白,這番話對小皇帝、對實學,對修典都有利無害。於是他也緩緩點頭:

“蘇尚書能發前人所未發,將理學與實學熔於一爐,此乃陛下聖明,朝廷之福。”

在場衆人,紛紛點頭。

至於說“這不是宋儒的本意”?

宋儒的本意是什麼,本來就是衆說紛紜。

蘇澤這套解釋,雖然牽強,但也不是毫無道理。

小皇帝朱翊鈞聽完蘇澤的這番話,神色愈發認真起來。

他自幼讀書,當然知道“存天理滅人慾”這句話。

東宮講官教他理解這句話時,都是往“克己復禮”上講的。

可今天蘇澤說“滅人慾是放下主觀感受,用理性去觀察天理”,這讓他感覺耳目一新。

“蘇師傅,”朱翊鈞問道,“按你所說,那句‘存天理滅人慾”的意思,就是告訴我們要像陶學士做實驗那樣

他想了想,找了一個恰當的表述:

“冷靜地、不摻雜個人感情地去研究事物?”

“陛下聖明。”蘇澤躬身說道:

“正是此意。宋儒提倡的,本質上就是一種理性主義的態度。只不過後人學偏了,將其變成了壓抑人性的枷鎖。

“今日實學所做的,正是將宋儒的真精神抽出來,去其虛玄,取其精要,用來指導我們對萬物之理的研究。”

朱翊鈞點了點頭,若有所思。

“客觀爲本,複驗爲證。”他低聲唸了一遍蘇澤方纔說的八個字,“這八個字,朕記下了。”

蘇澤退回了原位。

小皇帝又看了看陶觀的電氣瓶,開口問道:

“陶學士,這電氣,將來還能做什麼?”

陶觀一怔,隨即說道:“回陛下,貧道......尚在探索中。”

小皇帝說道:

“即日起,凡是陶學士所需,內廷一應撥出。”

聽到這裏,負責內帑支出的大太監宸吳立刻稱是。

直沽港口區,番商館三樓靠窗的房間裏,一名身穿黑色長袍的耶穌會傳教士正伏案疾書。

他叫安東尼奧·德·阿爾梅達,三年前從澳門來到直沽,本以爲這座繁華的港口城市會是他傳播福音的理想之地。

卻沒想到大明對傳教的管制遠比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想象的更爲嚴格。

他只能在港口區活動,不得離開碼頭範圍,更遑論深入內地傳教。

起初阿爾梅達以爲這只是時間問題,只要學會漢文,只要和大明的官員搞好關係,總能找到突破口。

然而三年過去,他連一個正式的佈道會都沒能舉辦。

但他沒有放棄。

阿爾梅達面前攤着幾本書冊:

一本是《論語》,一本是《詩經》。

他花了兩年時間學習漢文,又花了半年研讀儒學經典,漸漸發現了一個讓他興奮不已的事實:

中國經典中記載的“昊天上帝”,與聖經中的上帝,竟有諸多相似之處!

《詩經》雲:“昊天上帝,則不我遺。”《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這些句子在他眼中,分明就是對唯一真神的崇拜!

阿爾梅達提起鵝毛筆,在紙上飛快地寫下一段話:

“中華上古之民,本知唯一真神之名,曰‘昊天上帝”。三代以降,聖王祭祀,皆奉此神。然自秦漢以降,異端蜂起,佛道雜糅,民失正途。今吾輩西來,非傳異教,乃復中華古之真道也!”

他寫完後,反覆讀了幾遍,越讀越覺得有道理。

這不就是最好的傳教策略嗎?

將“上帝”與“昊天上帝”畫等號,讓大明的讀書人相信,他們信的並不是外來的神,而是他們祖先曾經敬拜過的神!

阿爾梅達越寫越興奮,筆尖在紙上飛快遊走:

“中華經典《尚書》載大禹治水,疏導江河,平定九州。此與《聖經》中諾亞方舟之事,實乃同一場大洪水之兩種記述!”

他停下筆,目光灼灼:

“諾亞乘方舟得救,大禹疏九河治水——看似不同,實則是同一場天罰的不同記憶。”

“諾亞之後,天下分爲列國;大禹之後,華夏分爲九州。豈非天意?”

他繼續寫道:“大禹生於西羌,諾亞方舟泊於亞拉臘山,兩地皆在西方。大禹之‘禹”字,與‘亞’音相近;其治水之功,與諾亞存續人種之德,皆爲萬世所仰。”

“由此可見,中華先民所奉之昊天上帝,與西方之天主,本爲一體!”

阿爾梅達激動寫道:“若能使大明士人相信:大禹即諾亞,夏朝即洪水後之新紀元,則中華之古史,豈非天然地爲福音預備了道路?”

阿爾梅達的研究,已經通過商船,寄給了法國巴黎總主教於爾裏克,他迫不及待地要向好友分享自己的發現!

法國,巴黎。

于爾里克也接到了阿爾梅達半年前的來信。

阿爾梅達在信中講述了他在大明的見聞,以及他在閱讀大明典籍之後的讀後感,並且附上了他翻譯成拉丁語的《論語》

于爾里克總主教讀完了好友來信,也是異常的激動。

巴黎總主教,是一個很特殊的職位。

這雖然是教職,歸羅馬教皇任免,但是對法國這個“天主孝子”,曾經多次廢立教皇的國家來說,教皇的任免不過是一紙確認狀罷了。

巴黎總主教,同時還是巴黎大學的校長。

巴黎大學聽起來是個學術機構,實際上是個宗教機構,中世紀的大學都是神學院,如今這個時代雖然好點,但是巴黎大學這樣的老資歷大學,主要課程還是神學。

然後巴黎大學,在衆多神學院中,又是最特殊的。

因爲巴黎大學從中世紀開始,就是最反對教廷的神學院。

巴黎大學的主流思潮是廢除教廷,這就算是法國國王也覺得他們太激進了一些。

此外,巴黎總主教,一般也是法王宮廷的重要人物。

比如這位於爾裏克總主教,就是如今法國皇室的政治顧問,是被認爲下一屆宰相的熱門人選。

也就是說,這位於爾裏克總主教,他身兼政治家、學者和教士三重身份,而教士可能是他最不重要的身份。

于爾里克總主教在燭光下反覆閱讀阿爾梅達的來信,眼中閃爍着奇異的光芒。

這位身兼巴黎大學校長與法王顧問的紅衣主教,喃喃自語道:

“如此廣袤的帝國,竟由一位少年君主與賢臣共治,以理性爲繮繩,以實學爲根基,這豈非比我們歐洲的君權神授更爲高明?”

他轉身回到書案前,將信中提到“萬曆皇帝允許實學會公開辯論”、“蘇澤以複驗之法辨明真假”等片段圈點出來,心中感慨萬千。

大明並非如某些傳教士所描述的那樣,只是一個禮儀之邦,而是一個真正將賢明、秩序與理性融入治國血脈的文明。

于爾里克提起鵝毛筆,在羊皮紙上寫下對此信的批註:

“孔子——這位東方的先知,他教導的‘格物致知’與我們的經院哲學何其相通!”

“他揭示的秩序與仁愛,何嘗不是上帝真理在東方的另一種啓示?”

“若我們能用漢語重新闡釋經典,證明福音與孔子之道不相悖,那麼歸化這個偉大文明將不再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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