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着我的思路繼續講下去，
“我們這次出去看了很多工廠，在那些發達的國家裏人工是比香港還要高的，他們解決的辦法是用自動化的機器代替人，機器一次投資就夠了，在荷蘭我們看到人家那麼大規模的工廠就沒有幾個人，這給了我們一個啓發，因此，我打算在香港先搞一個5萬標準紗錠的紡織廠，這對我們來說是輕車熟路，按現在的行情，我們在機器設備上的投資不會超過一個億，廠房和地皮投資有個五千萬也就差不多了，在日本，我看到了很先進的自動化紡織設備，瑞士的設備也不錯，可惜太遠運費貴了點。織布方面我們配套00臺寬幅噴水織機就足夠了，這樣，我們就形成了年產棉布三千萬米棉紗5000噸的能力，利用香港的零關稅從美國和埃及還有巴基斯坦等地進口優質的長絨棉，我們的成本至少要比國內低0%，這個企業一旦建成，後續的針織廠和針織服裝廠也可以逐步上馬，那麼我們的實業也就慢慢的搞起來了。”
聽我說到這裏阿松才明白爲什麼我們出去考察前安排阿良到觀塘去看廢舊的工業廠房了。
“由於我們購買的設備是高效率的，所以佔用的廠房面積並不大，大概有000平米就夠了，而且自動化程度相當高，我初步測算了一下，這個工廠包括管理人員在內不會超過50人，這樣在工資負擔上我們是劃算的。至於針織廠，有10臺圓機就足夠了，這樣每個月也能有80-10多噸優質針織布，用工不會超過8個人。另外，我們對於那些不能離開人操作的環節要儘可能的提高勞動生產率，也就是說，一個普通工人在別的廠的產量只有我們的十分之一，那麼他的人工就是高出對方8倍，對於我們來說還是使單位人工成本下降了0%。”
“這樣，我們就可以用價廉物美的商品去滿足我們的那些客戶，就可以用從質量到價格全方位去參與市場的競爭，許多在柬埔寨、泰國投資的染廠可以很方便的進行染色加工成布，反過來又幫我們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市場，同時我們也可以到內地去搞來料加工，成本也是劃算的。紡織項目的建立起碼可以鞏固我們公司現有的貿易主項，不使我們現有的客戶流失，維持我們高效低廉的信譽。”
阿松聽完我的話後有些興奮，他也認爲這是可行的，因爲他親眼見到在西方國家的高自動化生產，知道解決勞動力的根本辦法就是用機器代替人力。至於買地產阿松是清楚的，由於香港經濟從上個世界90年代起就一直低迷，在觀塘一帶的工廠區有很多舊廠房閒置，地理位置做商業顯然是不太好，做其他的一時又找不到方向，有些業主已經給拖的山窮水盡叫苦連天，因而，我和阿松相信現在應該是有機會的。
阿松和我又就一些具體的事宜做了分工，我去買設備，阿松在香港買廠房，阿良則繼續去刺探香港的一些閒置的地產和空地。
我在出國前特地把婕妤從深圳叫過香港來對她進行了一些交代，安排她去國內尋找紡織方面的人才，同時接洽紡織工業協會下屬的“紡織研究院”，爲我們設計廠房內部設備安置結構。聘請遠大空調爲我們設計全密閉廠房的空氣調節和調溼度調節系統，我們決定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把這個項目上馬。因爲，國際市場不會等我們，現在對於廉價的紡織品非常緊缺，大陸的人民幣升值壓力越來越大，而大陸對於人民幣升值的情況還沒有進行系統的評估，還沒有有效的適應方案和調整策略，在這個千載難逢的時候，我當然不想放棄這樣的機會了。
婕妤在我的手下已經幹了有一年多了，從能力上講，算是我們在人才市場撿的一個寶貝，雖然她的學歷不是很高，僅僅是一個外貿學校的畢業生，但是她實際的才幹是遠遠的超過了那些有着耀眼光輝的名牌MBA，在負責深圳公司方面沒有出現過什麼問題，現在深圳公司的各種業務都是由她負責，和夏雨的橫向聯繫也做的不錯。那幾個小孩子都親切的叫她“妤”姐，就我自己的觀察她人還是很正派的，而且富有正義感同情心，工作上也是能喫苦，能隨機應變，只是個人生活有些欠缺，原本有個很幸福的小家，老公是個老實巴交的司機，給一個大公司老闆開車，爲人和善也很勤奮，當時婕妤從老家來沒有工作，老公就向老闆說情，在那個公司打了一份跟單的工，沒想到被老闆看上，三天兩頭的去騷擾，還給他老公漲工資，在一個滂沱大雨的夜晚，安排她老公去廣州出差，然後安排婕妤在公司加班，天黑以後那色鬼老闆摸到辦公室打算叫婕妤就範，沒想到婕妤堅決不從，並給老公打了電話，他老公正在開車，一聽腦子嗡的一聲就失去控制，最後是車毀人亡，由於這是老闆的刻意安排，這官司一直打到省法院也沒有個最終結果，後來還是在一些“好心人”的勸誘下接受了15萬元的賠償了事，而打官司用去的各種費用加起來都不只這個數，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婕妤應聘到我們公司來了。她平時話語不多，心裏老是愧疚是自己害死了老公，我曾經和她溝通過，知道她拼命工作就是爲了忘記和分散自己這種心情，我有時想，怎麼幫她再成個家呢？
接下來的時間裏，我和阿松以及我們的公司又超負荷的運轉起來，阿松在購買廠房的時候遇到了一些麻煩，那些房主看我們是真的要買廠房就趁機擡價，中國商人在討價還價方面的確是一流，最後我們是6500萬才成交的，不過面積比預想的要大一些，大約弄到了500多平米的廠房，還是一、二兩層，上面還有三層，根據協議，那三層的業主如果也要出售廠房我們有第一優先權。在一樓我們還有可能利用地下的面積，我們找來了設計圖紙，請建築專家和政府房屋署的來檢查和設計後又擴展了地面向下的兩層，做倉庫是很實用的，雖然又多花了一些錢，但是還是很值得。
我們的設備買的很劃算，因爲我們是現匯信用證，不是什麼商業信貸和有條款的信用證，只要提供設備的“阪野”株式會社按合約條款把設備運到香港就可以馬上結匯70%，剩餘的在安裝調試好設備後只要我們在驗收單上一簽字，“阪野”公司就可以收到餘下部分的貨款了。那些新的設備研製原本是給中國大陸預備的，因爲最大的紡織大國是中國，其他國家基本上是很少有要的，但是大陸人口衆多，勞動力過剩，不需要那麼高的自動化，一個8萬紗錠左右的紡織廠少則幾千人多則上萬人，這些新設備的發明可以說是在決策上有些超前，成功後還沒有幾個買主，當我們去買的時候，算是他們最大的客戶了，因此特別優惠我們，給我們打了八五折，花了不到9000萬就把這些東西弄回來了，特別是新型氣流紡紗機，減少了工序環節，效率高，質量好，紗支規格完全電腦控制，整個車間只要一個人值班就可以了。我還去了歐洲在“貝舌爾”公司買了一些補充的設備，花了不到800萬。
當我的設備買回來的時候，阿松的廠房也改造好了，我們很快就進入了設備安裝和調試階段，別看廠房外面破破爛爛，班駁的外牆顯得老久和暮氣，可是裏面經過改造後完全是另一翻天地。完全現代化的工序流程，完全自動化的操作管理。
經過0多年的空白，香港又有了紡織工業，爲此，我們公司又一次出名了，幾家比較知名的報紙、電臺作爲重點進行了系列的採訪報道，就連“特首”都要親自來剪綵，我們也趁機鼓動一些辦實業的商家聯名上書特區政府請求給予辦實業的企業一定的寬鬆政策和稅務方面的優惠，有幾個議員也在立法會上提出動議，形式對我們很有利。
接下來的局面果然沒有出乎我的預料，人民幣大幅升值，國內出口受到重創，給依賴中國輕工產品的國際市場提供了一個碩大的空間，爲了保護市場，也免得得罪國內同行，同時也因爲國際市場對於這些商品的需求，我們沒有做低價傾銷的事情，只是在價格上略微比國內報價低一點的價格出貨，由於我們的質量上乘，價格合理，客戶開心的不得了，而且還發展了很多新的客戶。對那些美國來的商人，我們給他們出主意讓他們在我們這裏買坯布然後轉到墨西哥去加工成布和成衣，這樣就會便宜很多，果然，美國的市場大的不得了，由於中國紡織服裝出口受阻，搞的美國人在普通服裝上的消費成本大增，低廉的價格使我們很快的佔領了美國市場。但是對於美國人邀我們去墨西哥合資辦廠的建議我們拒絕了，那些拉丁人我們搞不掂，在這些種族的字典裏沒有勤勞二字，只有玩耍和快樂。
而那些趁中國紡織品漲價大量傾銷自己產品的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商人，在這次機會中並沒有撈到真正的好處，他們的產品原本在質量上和規模上與中國有巨大差距，在經營方式上也不按遊戲規則出牌，使得那些正規的商人很反感，也不敢大批經營他們的商品，最後在中國商品的全面反擊下基本上都倒閉了。
中國在人民幣升值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調整，從多方面對出口企業進行扶持，各企業也在這次打擊中尋找生存的辦法，那些原本不適合的企業終於沒有頂住而紛紛倒閉，中國政府也借這次幣值升值對各種產業結構做了一次重新洗牌，使得產業結構更加合理，留下來的企業都是九死一生充滿活力的企業。一年半後出口基本恢復到原來的水平，這是1世紀初中國政府在發展的藍圖上書寫的最精彩的一筆。
公司的各項業務因爲有了實業這個中流砥柱，顯得格外有生氣，使我們公司在一片蕭條的香港市場上形成巨大的反差，我們把紡織廠送去評估，市值居然高達8億港幣，在我們投產後的第四個月，特區政府出臺了振興香港工業的新政策法規，根據法規我們可以享受免繳年的利得稅，看來特區政府也已經看到了工業對於香港的重要作用，當然，很多其他財團又開始了有樣學樣，也搞起了這個行業，但是，房價、設備進價等都已經拿不到我們那樣的優惠了，市場的開發也遇到一定的困難，最最關鍵的是他們失去了先機。
夏雨把影視公司搞的很火暴，他居然把我們公司自己的發展經歷搬上熒幕，收視率一下子創了新高，很多行家說這不是純藝術的電視劇而是我們公司的廣告和發展教科書，不管怎樣，這部作品無異於是給經濟低迷的香港和看不到希望的人們打了一針強心針，許多香港人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世界觀和發展道路。
由於我們的客源廣，供貨渠道暢通，生意十分興隆，原料進口又十分低廉，而我們加工出來的10支精紡細布已經成爲世界上最耀眼的搶手貨，在紡織廠投產8個月後，我們收回了全部投資。這就是輕紡工業的特點，只要立項準確，時機把握的好，這個行業就是投資小，見效快，管理簡單，技術消化快，投資回收期短。
紡織廠的成功使我們“三葵”集團在香港被人刮目相看，雖然實力還不是很雄厚，也排不上什麼富人傍，但是我們的見識已經要一些商界人士開始歎服。很多相當有實力的財團和銀行要求和我們合作，最好笑的是我們在滙豐銀行開戶，他們的客戶經理幾乎每個星期一定要打電話來“請安”，每個月一定會送各種各樣的禮品給我們公司的職員，我們的會計在他們那裏絕對是可以享受到最好的服務，因爲，我們現在是他們一個很大的存款客戶，問題是我們從來沒有找過他們貸款，現在連抵押開證的情況都沒有了，換言之就是，銀行要向我們交付存款利息而我們是一點賺錢的利息也不給銀行，國內很多商家知道我們信譽後，甚至連開信用證都免了，弄的銀行連手續費都收不到了。
現在來找我們的人已經不是以喫掉我們爲目的了，而是想要我們幫他們賺錢，想要的是我們的商業智謀，各個公司開出的條件都十分優惠，弄的我也開始動心了。
我仔細的研究了一些財團，瞭解他們的實力和真正的目的後，我又把阿松找來商量事情了。阿松和我目前在香港都已經是“知名”人物了，特別是阿松，頂着個董事會主席的名頭，少不了各種應酬。而我們這些內部商量的話題，在香港已經找不到安全的地方去進行了，到處都是刺探我們商業機密的“狗仔”，到處都是那些報社和電臺的記者，想自己出去散個步還得要化裝，戴墨鏡，真是難受死了。於是我同阿松回到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