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治理的初步勝利，更堅定了我們要徹底根治它的決心。除了現行的辦法以外，我們還要建立相關的制度，特別是在黃土高坡上的常年整修制度，監察制度，這會成爲我們黃委會的一項例行的工作項目。
西域的開發和內地的整治是相輔相成的，不僅是黃河的流量加大了，長江的流量加大的更多，好在長江三峽的樞紐作用和下遊的幾大湖泊起到了調節器的作用。只不過是長江的水位長期可以穩定的保持萬噸輪可以直達重鎮武漢，而多年不見的洪湖又恢復了原貌，水產品的增加使湖北湖南江西的經濟效益提高了兩成，巢湖、太湖、洪澤湖的湖水更清澈了，就連“陽澄湖”裏的大閘蟹，產量也翻番了。預計這一年我國的GDP增長將超過15%。
爲了徹底的根治黃河，我們計劃將黃河開封至臺前縣這一段河道拉直，修築全長大約150多公裏的人工河，這樣，黃河將在這裏徹底改道，縮短流淌距離近100公裏，初步設計的河面寬50米深0米，河道底部用大型紅磚鋪墊後再用高標號瀝青沙用壓路機壓實，做成光滑的河底，有利於將來用專用設備清淤，兩岸也用大型的紅磚砌起來，紅磚內層要鋪設高強度抗拉鋼絲網，外面用高標號水泥抹平，每隔一公裏在兩岸邊修一個排沙孔，這個孔是修在河道底部，兩岸排沙孔錯開修築，當河裏的泥沙高過排沙孔後，就可以打開排沙孔向堤壩外排沙，也可以用大馬力抽沙泵向外排沙，枯水季節可以利用其它機械向外排沙，在這條人工河上排沙就像在城市的馬路上清理垃圾一樣是要每天進行的。原來的河道將在徹底清淤改造後成爲一個有50多平方公裏的人工湖，可以蓄水5億立方米以上，擔負着調節黃河下遊山東段的水源供應任務，這個工程將徹底改變河南和山東這一帶的自然面貌和黃河帶來的危害。同時，我們還要在山東的陽穀縣、東阿縣修建大型水庫，擴大東平湖的水容量，加寬加深大運河聊城至臨清段，使之恢復河運，整個下遊段的二期工程將耗費資金5000億以上，我想，項小成恐怕又要氣的流鼻血了。
河南有大量的煤炭生產，燒磚的泥沙取之不絕，濮陽市的中原油田有大量的優質瀝青，我國在修建了4萬多公裏的高速公路以後早就鍛煉出了十幾支築路大軍，黃河的改道工程同修築高速公路差不多，在這個項目裏沒有高難度的堤壩建築，也沒有安排水利發電的項目，相信我們集中兵力突擊這個項目，應該可以在兩年內完成，再結合上遊的運河分流工程，黃土高坡的攔沙保土工程，我們基本上在黃河全線拉開了與大自然搏鬥的戰役。剩下的三門峽、小浪底和濟南段的整修就簡單和輕鬆多了。
爲此，我們將在開封、長垣、濮陽縣修建幾個大型的燒磚廠，設計爲完全的機械化和自動化。將在全國招標施工隊伍，施工要保期保質。由於牽涉到移民和省區規劃，我們必須與河南山東兩省協調進行，在河南山東交界的地方原本就有許多可以利用的溝壑和山區地勢，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生產力的因素和兩省的配合銜接問題等，使兩個省始終沒有聯手利用這些優勢。黃委在治理黃河的問題上可以設計和建設，但是當動用地方的財力物力時還沒有權利去指揮這些省區的封疆大吏，河南山東又是我國少有的大省，人口都在9000萬以上，有的省委書記本身還兼着政治委員的身份，顯然，這麼大的工程沒有他們的配合是根本行不通的，我沒有直接去找這些省委書記和省長協調，因爲我擔心萬一現在把問題弄僵了，後面就不好轉彎了，等到再用中央來壓服地方，得到的一定不是良好的配合而是被動的敷衍，就算是有合作有真誠，但是平級之間總歸是有些命令下達不了的。爲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又上北京去找主席了。
到了北京，我見了主席第一句話就是“給我更大的權利。”
主席看着我說道，“這是司徒第一次找我要權利啊，好啊！說說看，應該給的我不會吝嗇。”
我把治理黃河下遊的設計方案大致的說了一下，然後就說，“河南山東兩省是內地大省，國民生產總值在國內舉足輕重，那裏的頭頭比一些國家的總統還大，我要在他們的眼前鼻尖上動土挖溝不能管轄他們是很難的，水利建設的初期對於當地的生產肯定會有一定的影響，爲了顧及本地區的利益，與他們的矛盾和衝突在所難免，因此，我要求有管轄他們的權利，我建議中央成立黃泛區工作委員會，模式可以套用西域委員會，統轄河南山東兩省，我可以卸去西域委員會的職務，重點把黃河的事情辦好。”
“你小子少給我打馬虎眼，西域的事情你還沒有給我搞完，西藏的開發還沒有正式開始，印度你也沒有給我搞定，你就想暗渡陳倉的溜啊？我跟你說，節制河南山東兩省的問題可以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但是西域的事情你不能脫手，雖然鄧發祥在那裏乾的不錯，但是他在軍界沒有威信，就是當做一尊泥像，你也要給我擺在那兒。”
我看着主席，“您就不怕我的權利太大，管轄太多鬧事嗎？”
“你不是那樣的人，要是鬧事就不會三番五次的要退休了，高級幹部裏面就你一個怕當官，要不是你想把黃河的事情快一點搞完退休，你纔不會來找我要權呢。”主席不屑的說道。
“看來我今生的剋星就是主席，就連我腸子打幾道彎您都知道，我沒啥說的了，認命吧。”我沮喪的嘟噥着。
“你的剋星是你自己，是中華民族的血統，沒有這個剋星你能做出那麼多事情來嗎？”主席嚴肅的說，“明天政治局常委開會，你也列席吧，我們討論你提出的問題。”
政治局常委會在討論我提出的問題時爭論激烈，一些常委主要考慮的是這樣做不符合黨的原則，此例一開對今後的制度執行不好辦，這樣做也會招來下面其他省份的議論和騷動，同時這也牽涉到國家管理體制的混亂，建議從長計議。主席和總理在討論問題的時候都有個習慣，不輕易表態，不輕易發言，他們知道自己的發言會左右會議的方向，只有等大家都暢所欲言了，他們纔會亮出自己的底牌。這次也一樣，當反對的意見佔上風的時候，主席對我說，“司徒同志，你今天雖然列席會議，但是你也可以發表一下你的想法，讓大家也瞭解你到底是怎麼想的。”
總理也說“司徒同志是個不按常理思維的同志，但是政治覺悟是沒有問題的，處理問題的能力是高超的，我感覺在你提這個要求的後面還有文章，不妨說出來大家探討一下。”
“既然是這樣，那麼我說一下本不是我應該考慮的話題，”我清了下喉嚨。“我國的現行體制基本上是在文革後期定型的，到了1界11中全會後實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模式以後，各省的權利相對擴大了，在改革初期爲了以點帶面，中央默許了沿海省市的進一步擴權，使這些省市發展迅速，成爲我國經濟的龍頭，但是，我們畢竟是一箇中央集權的現代國家，包產到戶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從宏觀上看的全國大經濟和東亞聯盟的大經濟上看，我們沒有必要，也沒有理由去搞各自爲政和內部無效競爭，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在歷史上有着‘國家無計劃性和企業內部高計劃性’的階段，最後導致經濟危機的頻繁發生，他們在吸取教訓的基礎上引進社會主義機制，開始了國家管理，國家干預，但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根基‘私有制’，他們是不會動的，這也就是資本主義在與社會主義在長期競走的耐力上遠不是社會主義的對手的根本原因。而我們社會主義喫虧在經濟發展時間短，國家基礎差底子薄，管理經驗不足，但是在中央集權這個關鍵環節上，我們有着他們無法比擬的優勢。有一利必有一弊，那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對於管理人選擇的要求和標準要遠遠高於資本主義，民主選舉的含義也和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不同，這個管理人的選擇往往是這個制度的成敗關鍵，前蘇聯的教訓我們到現在還記憶猶新，由於個別管理者的失敗導致國家的消亡，我國在這個問題上也是有過經驗和教訓的，文革的失誤就是人爲的錯誤造成的。作爲中央集權的管理者不能偷懶，不能輕易放權，明面上是說的放權給地方，使地方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調動更多的人的積極性，骨子裏是打算少管點事情，少點麻煩，而地方上也會照此辦理，權利逐級下放，這才使很多人栽在權錢交換的泥潭裏，反過來，下面也養成了對上敷衍搪塞的陋習，有些省裏對中央欺瞞匿報其實是那些省裏的幹部自己也弄不清下面的事情，不得不爲之。中央各部位對下面行使的是審批、監督、指導的權利，至於下面到底是怎麼再弄，就是知道了也無約束力，最多是聯合幾個部門下去打擊一兩個典型，其他的照舊，這也就是爲什麼很多非法的事情在我國是禁而不絕的道理。
現在我國各省區的權利不是太小，而是太大，關鍵是已經沒有了節制的有效辦法，只要各省完成或者超額完成了國家下達的各項指標，那麼就萬事大吉。至於到底是怎麼完成的，有多少水分，是否有利於今後的發展，中央也只能看他們妙筆生花的報告和聽他們的天花亂墜的彙報了。要想把這些權利收上來現在已經不可能了，那麼多基層政府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管理模式，已經過慣了他們現在的生活，一旦拿掉不出問題是很難的。”
聽到我說到這裏，幾個常委都嘆了一口氣，這裏的人大多都是在經歷過這樣的過程走到中央來的，對於我說的他們都有切身的體會。
“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要求中央的管理水平很高，要求我們建立的制度更加完善，也要求我們要更加辛苦。”我繼續說下去。
“在這一步還沒有達到之前，我們可以再分級管理，就是像剛建國的時候那樣，設立一些大區和特區，成立類似於西域委員會那樣短小精悍的機構，節制各省區，其實目的就是對省級班子削權，這種削權主要是在區域管理上和對他們是否廉正進行制約，其他的管理環節可以照舊，使他們的附近就有那麼一個站崗的在看着他們，這個機構也可以在比較大的區域內統一協調資源和發展，從這個角度看對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這樣的大區機構相應的建立在軍區的基礎上比較合適，這又是一個結合點，經過幾次大裁軍，我們的軍隊徹底的與地方分開，不再幹預地方事物，這是我們從戰爭體制走向和平體制的標誌，但是，我們的國家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我們的軍隊也不同於資本主義的軍隊，在我們的軍隊宗旨裏還有一條支援地方建設哪，問題是怎麼在和平時期利用軍隊對國家的經濟保駕護航，並不是簡單的去抗洪救災，而是對內對外的一種威懾，兵法雲‘上兵伐謀’，我們以前一直把這支軍隊用於對外的威懾，其實它的意義更大的是對內的威懾，特別是對地方的那些**分子分裂分子的威懾，寧夏王述昌一案如果我們沒有軍隊的威懾，解決起來恐怕不會那麼順手，西域能夠在短短的不到兩年裏起到這麼大的變化不能不說軍隊在那裏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成立的大區委員會不會有龐大的機構，只是在地域性決策上平衡幾個省的聯繫，軍隊還是那些軍隊，也不會去幹涉地方上的任何活動，但是，它的代表卻坐鎮在這兩者之間，你們說，相對於那些省市的領導還有比這樣的威懾來的直接的嗎？更何況他們本身都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這樣的機制起碼可以緩解我們現在中央和地方政令不通的矛盾。
中央政治局裏不乏人才，各位也有不少是從軍隊出來的，大家走出去各自分管一攤好過在這裏磨牙，更何況現代通訊手段可以隨時把大家聯繫在一起。爲了防止成爲地方勢力，中央也會有另外的監視系統，再說，對於我們的軍隊大家都是瞭解的，爲國家和民衆辦事，軍隊會支持你，要想謀私利恐怕就要把腦袋別在褲腰上去幹了，我在下面的體會是，只要爲了國家，爲了民族利益，支持你的一定是大多數，跟在你身邊的人也會由低級變的高尚起來。我的想法是現行的體制該變革了，但是我們不要大張旗鼓的去弄，好像當年趙匡胤削權的時候也不過是一杯水酒而已，難道我們還沒有他有智慧？”說完這些，我低頭喝水，不再開口了。
我的話深深的刺激了在座的人，書記處的幾個書記在那裏擦拭着模糊的眼鏡，改制的問題已經提了多年，但是始終進行不下去，來自各方面的鉗制太多，敏感的話題每回是一提即止。
“我說幾句，”總理說話了，“司徒同志的想法給了我很大啓發，以前我們一討論改制就牽出無窮無盡的話題，最後都是不了了之，爲什麼呢？就是因爲我們一開始就陷進了就是論是，就理論理的陷阱，其實我們簡單的一想也就明白了，我們的民族是擅長於漸進的民族，急風暴雨的革命也有過，但是在解決國計民生的問題上歷朝歷代都是漸進的，儘管在改革初期的時候，我們是摸着石頭過河，但是我們還是摸索着過來了，我們原來想的改制問題其實在以前也逐步的進行了，有的是猛了一點，造成了國民經濟的滑坡，後來我們變的精明瞭，亞洲金融風暴我們平穩的過來了，國家金融**造成的大數額的死賬呆帳我們經過努力實現了軟着陸，而前蘇聯的急風暴雨般的變革以國家的消亡而告終，這也就是今天司徒提出來的設區削權的真實含義，設立一箇中間機構對於各省區沒有人事上的影響，也沒有表面上的體制變化，但是內涵卻大的無邊，它不僅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也促使了地方的之間的協調，有“八府巡按”坐鎮，老百姓也開心，更是極大的威懾了那些**貪官，同時也爲我們今後的改制摸索經驗打下基礎，我贊同這樣的設想。”
主席這時也說話了，“我也同意司徒同志的設想，我們的軍隊不是放在那放炮仗拍電影的擺飾，保駕護航要有更多內涵和更廣泛的外延，司徒的設想很好的解決了黨指揮槍的原則在具體實施時的矛盾，也解決了中央和地方中間的真空地帶，對於各級官員的任命也加入了新的監察機制，那些到中央來跑官要官的人活動的空間變的更窄了，但是也要求我們這些人的管理水平和政治水平更高了，同志們，我們身上的責任重大啊，但是，大家要都像司徒這樣憂國憂民還擔心我們的國家不富強嗎？還擔心我們的民族不強大嗎？我建議，政治局現在要討論的不是實不實行這個設想，而是怎麼去實行這個設想，下面繼續討論。”
主席的話已經給這次會議定了調子，後面的發展就是另一翻天地了。